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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中秋:印度是一面镜子

这几年,在学术界、公共舆论中,中、印对比是热门话题。中国-印度论坛这两天在北京举行,中印两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重提这个话题。这让笔者想起现代中国两位重要人物———储安平与张君劢——— 对印度问题的论述。 储安平专门研究过印度沦为殖民地与印度人追求独立运动的历史,着有《英国与印度(1600-1943)》一书,出版于1943年。储安平发现,“我们检讨二十余年来印人对英斗争所用的手段,不出乎甘地所主张的‘非暴力’。”储安平认为,“印度民众之所以衷心迷信甘地的‘徒手抵抗’,一半因为一种宗教上的虔诚与感召,一半因为印度一般民众的知识比较落后”,所以只好进行非暴力抵抗。 储安平认为,这种做法效果不大。因为,“在民族的斗争中,科学的精神远较宗教的精神为重要,科学的效力大而且速。”所谓科学,其实就是运用现代技术生产现代武器,以暴力推翻暴力:“科学与组织既为西方征服东方的真正武器,如欲推翻这种征服,亦惟有运用科学与组织。”因此,他“衷心”认为,印度人采取非暴力策略,“并不能使印人获得独立。” 张君劢同样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,尽管他的重要性被长期严重低估。在储安平的书出版之前的1940年,张君劢写了一本小册子《尼赫鲁》,是印度独立运动另一领袖尼赫鲁的小传。张君劢充满信心地预言:“今距印度独立之日尚远,然有此三百万会员之印全国民会议,必能唤起三万五千万之同胞,使之共同奋斗,举英人统治而推翻之,有断然矣。”在小册子的最后,张君劢又说:“我信独立自由的、光明的、强健的印度之出现,殆不远矣。” 后来历史发展证明,张君劢预言是正确的,储安平的悲观预言则错得离谱。1947年,印度光荣地实现了独立。两个有趣的问题摆到我们面前:储安平、张君劢为什么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预测?为什么储安平的预言会失灵? 关键在于对甘地之作用的估价。储安平是现代的,他相信,只有依靠现代的实力,一个民族才能够获得独立。甘地不过是借助宗教迷信装神弄鬼而已,对于印度的独立,不可能起什么积极作用。既然印度独立运动由他领导,那印度就不可能独立。 张君劢却不这样看。早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,张君劢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学立场:人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,精神是人的生命之本,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不断以精神超越物质。正是基于这一哲学,张君劢既承认尼赫鲁所代表的现代精神对印度独立的巨大作用,但同时也对甘地大加赞赏。正因为他能够正面肯定甘地的作用,因而能对印度独立的前景保持乐观。 更有意思的是,张君劢还对甘地、尼赫鲁两人在印度独立后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意见:“尼氏受近代科学上理性的分析的见解之影响至深,既与甘地之宗教或曰反理性的神秘的意态异,自难以共事一堂。然今后之形势异乎今日,国民会议将成为印度宪法政治之一环,则以政治问题属之尼氏,其关于印度教义者如不可触阶级之解放等,以之属于甘地。如是两人分工合作,而各尽其长,此我所望于印度政界者也。”印度独立以后的政治、社会、宗教、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制度、政策,也正是张君劢所预言的,融传统与现代、宗教与理性、精神与物质于一体。 也正是这一点,导致今天中国学者及一般舆论对印度的看法大相径庭,甚至相互对立。很多经济学家及财经评论者相信,中国的现代化成就要比印度好得多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及一般舆论却普遍认为,印度的制度、政策有很多可取之处,比如对待贫民的政策、福利制度及民主选举制度。 这种观点分歧的背后,仍然是观察问题的视角,或者说哲学的不同,也即,今天的我们其实仍然在重复储安平与张君劢的争论。用当年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话说,根本的分歧在于,人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。一个人,如果他认定生命就是一团物质,获得和享有财富是生命的唯一意义,那他当然会把经济指标当成衡量社会好坏的唯一标准。如果他相信,人的生存固然不能离开财、物,但人的本质在于其精神、在于其心,则他当然就会在经济之外,关注其他问题,比如精神生活,比如人的尊严、人与人的平等、正义等等。这些东西确实不能用数字来测量,但它们对人的幸福却非常重要,甚至比财富更重要。 只是这样的争论恐怕不容易像储、张之争那样见错对。但是,印度的确给今天已经有点迷茫的中国人树了一面镜子。是否承认人的生命之精神性,不仅关乎个人人生观之取舍,也决定着政策选择乃至制度安排的基本逻辑。 Advertisement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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